索羅斯說：凡是一個學金融的人，如果能夠讀哲學、讀文學，肯定比純粹學金融的學者更有出息。

 

先講兩個故事。第一個，索羅斯30年前就注意到了北京空氣不好。那是他第一次來北京——是1986年10月。中信集團董事長榮毅仁請他吃飯，交換名片時索羅斯震驚了——榮毅仁的名片上就三個字：榮毅仁。榮說自己名字是紅色資本家的代稱，然后又低聲說，“其實我就是不想別人打電話影響我休息”。兩個人聊了很多對全球經(jīng)濟的看法，榮毅仁的助手向索羅斯問了很多國際金融的問題。事后索羅斯評價：“這位助手是難得的人才”。助手叫秦曉。后來他們一起登上當時北京最高建筑的樓頂，索羅斯嫌空氣不好，問榮毅仁有什么辦法解決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。榮毅仁說，得靠國家制定相關政策才能治理。

 

第二個故事，是馬云對索羅斯的評價。2009年6月，索羅斯在復旦大學作了一場解讀金融危機的演講，隨后，索羅斯“空降”杭州，參觀了阿里巴巴總部。在杭州江南會，馬云真情告白——“為什么今天我要請索羅斯來杭州?很多時候，他是一個被誤讀的人。我跟他比較熟，很多年前就是朋友。3月份，在紐約我們又聊了幾個小時，我覺得他思考的方式蠻獨到的，很吸引我。有時候外界對一個人評價如何，只有你和他交流，才會感受到他是什么樣的人。”

　　

我如何成為索羅斯的朋友

 

梁恒：我覺得可能有幾件事情讓他很有感觸。

 

有一次他們夫婦請我們夫婦去看芭蕾舞，看完以后肚子餓了吃飯。吃飯聊天的時候，帳單遞過來了，我就很本能拿出我口袋里的錢說我付錢。結果這個動作讓他的太太發(fā)了脾氣，我的太太更有脾氣。說，梁，你和他吃飯，你怎么付錢呢?你很愚蠢的，你是窮作家，你不能付錢。但是索羅斯微笑著說，你知道嗎，在華爾街從來沒有任何人請我吃飯，梁請我吃飯，我高興，讓他付錢。

 

所以，我就覺得索羅斯感覺到我把他當做一個普通人，我沒有把他當做一個很有錢的人。這是一件事。

 

還有一次，我和他談完小事以后，他說，梁你不要怕，我有的是錢，你離婚以后我給你錢。我說我不要，他就怔住了。

 

我說，我可以跟你坐私人飛機，我可以和你住五星級酒店，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和全世界的有錢人吃飯，但是我也可以在我的小屋子里讀文學讀詩歌，我也可以吃揚州炒飯，我不要你的錢。

 

索羅斯想交誠實、真誠、無功利觀和金錢沒有關系的人，而我彌補了他的這種需要。

　　

香港那次打完，索羅斯爽不爽呢?

 

梁恒：沒有什么。當然他的所作所為不是想雞蛋碰石頭，見好就收，這是他一貫的風格。但是他和朱總理，我的書中專門談到過他和朱總理的會見，最后朱總理說，我很需要你的經(jīng)驗。所以，在香港那一局，大家看到的都覺得索羅斯打不過人家，但其實不是那么回事，他對中國的金融體制還是比較了解的，因為那些東南亞國家都是和美金直接掛鉤的，因此一旦國際市場有什么風吹草動，會自然受到影響，而中國金融體制不和美金直接掛鉤，這樣一個比較封閉的金融體制。

 

所以，我的書里面寫的，索羅斯實際上是看到了中國金融體制的深層結構的東西，所以，他自己就收手了。他和朱镕基總理有很好的私人關系，兩個人都是互相尊重的，你看朱镕基總理的對話錄也是有記錄的。

　　

大戰(zhàn)前的索羅斯會在辦公室通宵達旦嗎?

 

梁恒：沒有。他真正有事的時候，他喜歡打網(wǎng)球，而且是打雙打，當他的網(wǎng)球打得很糟糕的時候，他會很不好意思，他會說，今天我的球打的太爛了，走神了，這個時候是他在思考問題的時候，有事的時候，他會賠禮道歉，這個時候是他在討論大事的時候。

 

舉個例子，打英鎊。

 

索羅斯在他的公司中只和幾個最高的主管有關系，他不認識任何人，他也不想認識任何人，因為他想和所有人保持距離，即便是和工作中的高管同事他也是和他們保持距離，不讓私人的感情放進去。做重大決策的時候，他基本有兩個人，一個是操盤的基金經(jīng)理，比如說打英鎊，索羅斯這個人就是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一旦給權利給你，他不會干涉的。

 

像打英鎊的時候，這個直接操盤的基金經(jīng)理來向索羅斯匯報，他說他認為英國政府一定會讓英鎊貶值，因此他建議放空，放到20億美金。索羅斯說，你既然相信你自己是正確的，你怎么就放那么一點錢呢?這句話是成為了華爾街的經(jīng)典，你既然相信自己是正確的，你為什么就放那么一點錢。這個基金經(jīng)理后來回憶這個事的時候，他覺得無地自容，覺得是在罵他。但是索羅斯后面沒有說話，這個基金經(jīng)理很聰明，他馬上追加了五倍，在放一半的時候，他已經(jīng)做到最大了，一百億。

 

所以，這并沒有像說的，通宵達旦的開會，煙熏著，沒有這些事。索羅斯的事就是看準人，你把*給我架好，我什么時候開*是我的事，扣扳機。他覺得狀況不好的時候，他會立刻斬倉，立刻出來。

 

索羅斯玩內(nèi)幕消息嗎?

 

梁恒：這個不能說有什么內(nèi)幕消息，他就是很多時間在打電話，和很多央行行長，財政部長，和政治經(jīng)濟界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說話。你知道在華爾街的基金經(jīng)理行業(yè)中，資訊的掌握，評估分析，建倉和下注，一般優(yōu)秀的經(jīng)理都可以做得很好。但是索羅斯唯一和人家不同的就在于他是哲學金融家，他去那里并不是要獲得小道消息，他的金融理念是建立在他哲學理念上，所以他對盛衰論是非常堅定不移的，因此他常常說，這種政治生態(tài)的氣候變化是一個最大的投資分析因素，因此各國政府對市場的一些看法，他就好好聽人家說。

 

索羅斯說話不像我這么羅嗦，他聽人家說話，總是不做事的在聽，所以他打電話總是在聽。然后你說資訊的掌握，他對這些資訊的掌握自然會有他自己的一套評判和評估。

 

索羅斯這么多年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，他從來不會使基金經(jīng)理這些人，做交易的這些人成為他的私人朋友。他家里的聚會不斷，但是他請的都是政治家、哲學家、作家、詩人、藝術家、全世界有名的芭蕾舞星。他每個周末有不同的朋友。他有意地把各個不同國家的文化精英放在一塊，有前蘇聯(lián)來的，有各個國家不同的文化精英，大家在一起交流，這和掙錢沒有任何的關系。

　　

索羅斯對人的冷漠讓我難以接受

 

梁恒：但是也有很多地方，我覺得索羅斯有很多缺點。他對人的那種冷漠，這么多年來都是我們難以接受的。

 

他的鄰居也是一個富豪，是一個敗家子，把所有的錢賠光了，準備要自殺，但是自殺的前天晚上，和他聊天，第二天他和我說，那個人死了。我說你沒有幫他嗎?他說，他自己的事，他自己要去承擔，要讓他自己了斷。我聽了這個話特別不舒服。

 

他和他的小兒子下棋，他很少有時間和小兒子在一起，所以每次有機會的時候他們就在一起下棋，下棋的時候索羅斯從來都是很認真的下棋，小兒子我覺得他很難受的，他說爸爸，你能不能讓我贏一次啊?眼淚都要流出來了。但是索羅斯說，不行，你必須要學會輸，小兒子就氣得眼淚流下來了。

 

我說你為什么要這樣呢?你能對他好一點嗎?他說，你知道嗎，很多富人的小孩長大以后，賺錢不幸福，賠錢不痛苦，有了成功沒有自豪的感覺，有了失敗一蹶不振。所以，我必須要讓他學會輸。老梁，你有空的時候還要帶他們?nèi)ズ谌说呢毭窨呷タ纯?，把你年輕時的經(jīng)歷給他們講講，讓他們知道還有很多人很窮很窮。

 

所以，從某種角度上說，他還是嚴父。

　　

索羅斯特別喜歡王陽明

 

梁恒：索羅斯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投資活動和事業(yè)，他都事先要對這個國家和地區(qū)有很認真的了解。他是通過文學作品來了解的。

 

比如他當時想了解日本市場，他甚至去學日語，閱讀日本的作家的作品，像川端康成的《雪國》，比如他到俄羅斯去做市以前，他很認真地把俄羅斯的經(jīng)典文學作品，從托爾斯泰到契科夫全部讀完。當他到南美地區(qū)有所作為，他把馬克瑞斯的經(jīng)典代表作認真讀完。

 

他來中國之前，我給他上課，講中國的事，用說故事的方式講，也給他準備一些英文翻譯的中國經(jīng)典作品，我跟他說，這都是隨緣的書，放在床頭，想讀就讀。我花了很多的時間，在他進中國之前，我們進行了中國課的學習。當然唐詩宋詞他讀了，找不到感覺。但是我和他說儒家的內(nèi)圣外王，佛家的慈悲眾生，道家的天人合一，還有王陽明知學的坐而思，起而行，知行合一。索羅斯特別喜歡王陽明，說他是行動的哲學家。他學莊子老子，說莊子的境界更高。他開玩笑說，也許是認真地說，他說真正讀懂莊子，才可能治大國如烹小鮮。

 

有一天，我給他講到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重新掌握政權的時候，他說到，天助紅軍，天助毛主席。他對這件事非常有感覺，他說美國文化的核心是科技與金錢，而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歷史、哲學和文學。因此他對中國的歷史和哲學非常喜歡。

　　

索羅斯的書房什么樣的?

 

梁恒：他的書房是在二樓，和他的臥房隔得不遠，中間有一個很大的澡堂。他看很多書，索羅斯喜歡讀的書可能是外界不太知道的。我發(fā)現(xiàn)他書架上擺的書和書桌上的書不一樣，書桌上都是文學作品，都是超現(xiàn)實主義的文學作品，還有詩歌。而他的床頭好多年來擺的就是馬克思、恩格斯，我說你資本家讀這些書?他說這些人改變了人類的進程。我說你讀完了沒有?他說慢慢讀。

 

他真的是很認真讀書的人。像他在和朱镕基的會談中，他講了一句很文學的話，他說我希望從事金融活動的人應該有文化底蘊，應該有對社會的關懷，應該有道德價值標準，我希望看到中國應該有這樣新的族群進入金融社會，他們是讀詩的，他們是關心社會的。這個對話在朱镕基的書中是有的。

 

2001年他來中國的時候，他很想去看看中國的書店是什么樣的，因為當時會議安全保衛(wèi)管得很緊，我說行。我們兩個人就從國際俱樂部游泳館后面出去，出去以后我們上了出租車到了西單書城，進去一看很多人，他就特別高興，說中國年輕人有這么多買書的。結果一看財經(jīng)類、理財類的人特別多。他讓我?guī)タ纯凑軐W類，一看，里面只有三四個學生。他就搖搖頭，說現(xiàn)在追求真理的人越來越少了。

 

他回憶起八十年代來北京的時候，他和季羨林有一次吃飯，兩個人一見如故，惺惺相惜，吃了飯以后兩個人還想聊，在房間里，一個是東方巨子，一個是西方巨子，兩個人交流起來，我在旁邊看著聽著，不由自主產(chǎn)生了莊嚴的感動，好美好美。我就非常感嘆。結果他和季羨林從西方哲學聊到東方哲學，很晚了，我們兩個人送季先生離開酒店。當季羨林先生在深夜夜色消失的時候，他就講，我在中國還有自己的哲學之友。

 

但是在他站在西單書店樓上一看，只有三四人在看哲學，我看索羅斯靠著書架安靜的看這三四個人，他就告訴我說，凡是一個學金融的人，如果能夠讀哲學、讀文學，肯定比純粹學金融的學者更有出息。所以我就帶著他離開了，很寥落的離開了。出去以后，我覺得他的心情很沉重，因為那個年代的學術氣氛和他看到的學術氣氛，年輕人都看怎么掙錢的書，沒有人看哲學的書。